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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百年前这些建筑材料“快递”到京,为何大多在冬季?

 

       600年前的明永乐十九年(1421年)正月,朱棣正式迁都北京。迁都前,朝廷对北京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,宫殿、坛庙、城垣、城楼、陵寝等,工程种类繁多,规模浩大,对木材、石料和砖瓦等建材的需求大增。如何快速把这些建筑材料远距离运送到北京?靠着勤劳和智慧,古人也用上了“特快快递”。
来自四川深山的木材快递
当时北京宫殿建造主要是木质结构,使用的木材几乎全是顶尖的楠、杉、松、柏、樟等,而这些木材大多产在四川南部和东部、贵州东北部、湖广西部地区的深山老林。朝廷组织了专班,在采伐地设置木场,设有督木同知专司砍伐事宜,招募有经验的斧手、篾匠、拽运夫等,参与木料的砍伐与运输。楠、杉大木皆产于深山之中,为避免木材砍伐坠入深谷导致损毁,技术要求很高,每次砍伐都要采用定向拽曳技术。树木伐倒后,要进行去顶、截根等粗加工,由斧手砍掉树木枝叶,修理主干形成木方,并在大木一端凿孔,即“穿鼻”,以适应长途运输的需要。
木材粗加工后,要转运出山。首先把木材从采伐地运到“外水”,即溪水处,让木材沿着溪水顺流而下,即溪水递运。一棵大型楠木长达二十多米,直径也有三四米,如此大棵的木材只有借助溪水的力量才能运出深山。山溪平时水量小,加上水道崎岖,砾石遍布,因此要等待雨季溪水泛涨的时候,大木才能浮起,方可顺流拽运前进。因为高程问题,有时还需要分段筑坝蓄水,建立方塘,避免溪水减少影响运输,这样才能逐级下放大木运至大江。如此的漂流运送一般在夏秋季节进行,这个时期雨水量大,溪水泛涨,便于运输。《四川通志·木政》有载,“拽运于陆者在冬春,拽运于水者在夏秋”。
这些深山里采伐的木材运出山到达川楚大河后,“督木同知将放出木头赴督木道交割”,验收之后将这些木材沿江河递运至京城。这些木材因为是朝廷征用,被称为“皇木”。
运送皇木分为沿长江和沿运河两个阶段。沿江递运是靠着长江自西向东流的优势,将这些皇木扎成巨大的木筏、木排沿长江漂流。长江水道各段地势变化较大,水势也大不相同,因此需要沿途经过的各府州县征用军士或民夫协助拽运。
皇木自长江进入运河后,此时地势南低北高,皇木到山东南旺运河段,需逆流而上;过了南旺后,运河变成了顺流而下;经过天津后,再沿北运河北上又是逆流而上。木材顺流而下较为容易,而逆流输送则较为困难。朝廷为保证皇木顺利运输,多次命令沿河附近州县组织民夫助运皇木。这种运输方式一直延续到明末。
万历年间,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北上进京时,看到运河沿岸民夫拽运皇木,他记载:“一路看到把梁木捆在一起的巨大木排和满载木材的船,由数以千计的人们非常吃力地拉着沿岸跋涉。其中有些一天只能走五六英里,像这样的木排来自遥远的四川省,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。”可见皇木沿运河输送有多困难。
这些皇木进入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张家湾,再由这里运往北京城。张家湾设有暂存木料的木厂,称为“皇木厂(神木厂)”;有专门运送木石的车户,负责将皇木输送至京师。巨型楠木特别沉重,一般要用多辆大车运送。“自湾至神木厂,陆路半日之程,大车两辆并作一辆,名双脚车,止运木一根。”陆路运输也有时间上的安排,一般在冬春季节进行,“冬春土力坚实,上下所乘在此一时”,夏秋雨水较多,道路泥泞不堪,对运输极为不利。
来自徐州和浚县的石料快递
当时北京的建设工程使用石料更多,这些石料一部分来自北京城附近的房山、西山等地,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地,比如用量较大的花斑石多来自今江苏徐州、河南浚县等地。如何安全快速把这些石料运送到北京,也是十分严峻的课题。
石料开采好后,首先要把石料从石塘坑内翻出。这是极其困难的工作,即便是一般中小石料,将其翻出塘坑也绝非易事;而对于大型石料,翻出石塘坑则更加艰辛。在装运之前,先把石料就地加工成粗料,再把到装车点的路段开凿成一个大斜坡,垫上滚木,使用撬杠和人拽的方式,缓慢移动石料,才能将石料放置在运输工具上。据《两宫鼎建记》记载,石料“大者折方八九十丈,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,翻交出塘上车,非万人不可。”石料装上车后,就开始了运输过程。
大型石材体积较大,沉重无比,不仅装卸困难,且运输难度极大。《两宫鼎建记》记载:“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三丈、阔一丈、厚五尺。派顺天府等八府民夫二万,造旱船拽运。派同知、州判、县佐贰督率之。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船、资渴饮。计二十八日到京,官民费计银十一万两有余。”这里的旱船是指运输石料的大车,只能在冬季进行拖运,因为严冬结冰时,沿途每里挖一口井,以井水浇路结冰,由军夫、民夫拖运装载巨石的大车,即旱船,在冰上缓慢移动,一路拽运至工地。从房山大石窝到北京城140里,这样的运输方式,每天行程约4到5里,需花费近1个月时间,耗时费力,艰难可见一斑。
对于采自外地的石材,因距离较远,大多利用运河运输。江苏徐州、河南浚县等地的花斑石就是通过大运河运至北京的。徐州出产的花斑石,由漕船经御河北上,进入北运河到达通州;产于河南浚县的花斑石则经卫河进入御河,沿途北上到达通州。《万历顺天府志》记载,通州张家湾有花斑石厂,这些花斑石经水路运来,运至通州张家湾码头后卸船,暂存在花斑石厂,然后根据需要运到营建工地。
石料运输在时间安排上选择在冬季进行,除了冬季路面坚硬,便于冰化路面之外,还因为春夏之际往往农事繁忙,此时征调民夫对农业生产不利。
石料运至北京城各处工地后,工部派遣官员专门负责验收。“大料运至西长安,夕,交卸,小料运至内西华门外河边交卸,灰石作会收,令石匠成造,然后用人夫运进宫殿。”至此,付出了巨大努力运输到京城的石料才进入建筑使用环节。
运河沿岸的砖料快递
当时的砖瓦,除了琉璃瓦在京西烧制外,还大量使用了山东临清等地的优质砖料。据临清《缮部题名记》载:“国家营建,工恒需于陶,陶恒于要会地。临清故要会,吞汶、济、漳、卫诸水,建瓴沧渤,樯舰蔽流而南北者,盖猬毛集也,因北舰之集,而以所陶附之北输,于输便,临清建砖厂陶焉。”
烧造砖瓦的地点大多在运河沿岸,永乐九年(1411年)疏浚会通河之后,南北水道彻底贯通,漕船及官、民运船往来频繁,于是朝廷发明了过往船只帮助捎带砖料的做法,这样数量庞大的烧砖就被一拨拨的漕船捎到了京城。尝到了甜头后,朝廷逐渐制定并完善了运船到京常例顺带砖料的办法。带砖所涉船舟由开始的漕船,迅速扩展到除御用皇船外之一应官民船只。到嘉靖初,北京建设工程增大,需砖量日益增多,漕船每只带砖高达192块,民船带砖数量也是天顺年间的两倍。
逐渐,北方临清和南方扬州仪真、瓜州成为主要的砖料基地,其中临清砖厂每年顺带到京城的砖料大约在百余万块;仪真砖厂,也称南京工部分司,每年可提供二百余万块。仪真砖厂集中了江南各地的砖料,江南舟船也都在此顺带砖料,为了便于管理还使用了专门的“砖票”。瓜州砖厂在扬州府江都县瓜州镇新坝北,每年也能向京城提供不少的砖料。
大量砖料运到通州张家湾附近砖厂交卸后,还需要再运往北京城。由于军民车户转运不及,砖料多堆积通州潞河一带,而工地用砖却供应不上。监察御史罗通扈“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罪囚运砖”,永乐帝朱棣采纳了这个建议,制定出台了罪囚输作纳赎的法规,其中即有运砖一项。到了正统年间,除了罪囚之外,小过也罚运砖料。弘治年间,甚至朝官也被罚运砖,“三品以上者罚令运砖五百;四品以下者三百;九品以下者二百”。
虽然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,但在北京城的营建中,人们克服了种种困难,充分发挥聪明才智,使全国各地的各类建筑材料持续不断地运送到北京来,这才成就了气势磅礴、雄伟壮丽的北京城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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